李铁匠:史家法眼 师者襟怀
2015年07月04日07时43分    阅读:8735




史家法眼 师者襟怀

——李铁匠先生治学之道纪略

人物小传李铁匠(1944—),男,江西新建人,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先后任江西大学、南昌大学、常熟理工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伊朗研究所兼职教授、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副理事长。李铁匠教授长期从事世界上古史、中古史等基础课程教学、研究工作。科研方向先为俄国史,后改为西亚史、伊朗史。曾参加过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有:《中国大百科·外国历史》伊朗部分条目;国家科学基金“六五”规划重点课题《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分册;国家社科基金“七五”规划重点课题《伊朗史》第三卷;国家社科基金“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外国帝王传》伊朗和以色列部分;国家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重点课题《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伊朗部分;“九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外交大辞典》伊朗部分;独立完成1991中华基金课题《伊朗古代历史与文化》,并获江西省社科成果二等奖。2000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李铁匠教授曾参编、主编的教材及参考资料主要有:《古代伊朗史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92版);《世界古代及中古资料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版);《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伊朗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版,并获北京市社科联第七届社科成果二等奖)。论文《试论巴尔迪亚政变》获江西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87);《古代伊朗种姓制度》获苏州市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

近年来,李铁匠教授撰写出版的史学著作有《长河落日———巴比伦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版);《大漠风流———古波斯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版);江苏省教委立项的研究课题《伊朗现代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获苏州市第九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译著:李铁匠顾国梅《波斯帝国史》(60万字,三联书店2010,获常熟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2);李铁匠:《伊朗史》(30万字,东方出版中心2010);李铁匠:《古代波斯诸帝国》(15万字,商务印书馆,2015);李铁匠:《地理学》(126万字,三联书店2014,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参与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剑桥古代史》第3卷部分。

李铁匠教授,当代国内世界史、伊朗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治学严谨、待人谦和,在学术研究中常以孟夫子“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者以其昏昏使人昏昏”为诫,三十余载,求索不已,躬耕杏坛,桃李芬芳。先生自1980年代初起,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史学论著,为国内世界古代史和伊朗史的教学与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今年逾古稀,退而不休,仍潜心学问,笔耕不辍,创见频发,新著迭出。探究先生史学研究道路,对于当下学界不无裨益。



一、疑之道:求真求实 治学三要

“治史贵有疑。”1979年,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10年磨难后,李先生调入江西大学历史系任教。当时,史学界与全国各行各业一样,正在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纠正和清除过去史学理论中的一些错误观点。在世界中世纪史学界,借马克思《18世纪外交史内幕》一文发表之机,掀起了一股批判前苏联错误的罗斯起源论的热潮。有些人根本没有很好地阅读原始资料,就写出了洋洋万言文章。这种跟风的大批判文章当然不能解决学术问题。先生认为,只有认真阅读和理解原始资料,才能正确解决这个问题。1980年,他认真阅读并全文翻译了有关罗斯起源的第一手资料拉夫连季《当代记事》,从罗斯一词的起源、本意和演变过程入手,写成《从拉夫连季〈当代记事〉看罗斯起源》[青海师院学报,1980(4):66-75],比较全面和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古代罗斯的起源,得到国内史学界老前辈的关注。该文与1986年先生发表的译文《俄国革命前史学文献中的瓦兰几亚问题》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罗斯起源理论。当时,世界史学界还流行许多稀奇古怪的观点,如古代东方没有城市,古代东方没有私有土地等等。这些观点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动脑筋,生吞活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个别词句,打着马列主义旗号吓唬别人。谁要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就给谁扣上一顶反马列主义的大帽子。1980年代初期,先生在撰写《苏美尔城市国家的起源》一文时,根据大量的考古资料、苏美学者对城市的定义,指出古代苏美尔存在着城市、城市国家和私有土地。

1984年,先生发表《论东方封建社会类型学》,介绍了苏联学者对国家主权、最高所有权、占有权和私有权的看法。1986年,先生发表《苏美尔阿卡德王室买地文书选译》、《苏美尔阿卡德王室买地文书评介》[江西大学学报,1986(1):50-57],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当时王室买地同样需订立契约,并支付契约款项,提出古代苏美尔的土地制度是“以国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大土地所有制和普通自由民的小土地所有制并存的土地所有制”。这些文章有助于学术界在否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观点的同时,避免了以所谓的“国家主权”取代或否定“最高所有权”和“占有权”的简单做法。

由于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起步较晚,研究水平相对比较落后,先生非常注意介绍国外同行最新研究成果,翻译了大量外文资料。同样,他也很注意吸收同行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汪连兴先生《世界原始社会史》发表之后,人类最早的婚姻形式的探讨就不只有血缘家庭一说;当代人类学者提出的酋邦理论,说明由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也不是只有一条道路,而是有两条道路;朱龙华先生《关于古代奴隶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探讨》,为准确地确定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划出了一条界线。这些新成果都被先生吸收到教学之中,并引入研究视域。

先生认为治史的根本原则就是求真,要写出真实的历史,就必须脚踏实地、端正态度,所以先生特别强调以下“治学三要”:

首先要注重第一手材料,尽可能少用第二手材料,特别注意甄别疑似、近似或相左的材料,注意材料的出处以及材料的互证。以先生的《巴尔迪亚政变辨析》一文为例,引文有《贝希斯敦铭文》、希罗多德《历史》、埃斯库罗斯《波斯人》、克铁西阿斯《波斯史》、塞诺芬《居鲁士的教育》、贾可诺夫《伊朗古代史纲》等,阅读理解并有效利用这些材料决非朝夕之功。同时,先生非常留意国内外最新资料的发现与介绍。如先生1987年发表的《原始苏美尔文字译读》、1990年发表的《历史的叹息———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工业化建设谈判始末》、1993年发表的《20世纪档案大曝光———俄公布

其次,先生强调要正确理解文献的内容,不能断章取义、曲解原文。1980年代,先生主要是翻译、介绍前苏联史学界权威学者贾可诺夫的著作。其中有些译作成为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生必读材料,对当时的高校历史教学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同时,先生在翻译中秉持求真求实,注重强调对文献必须完整、准确的理解,译文必须准确通畅,具有中国韵味。关于后一点,先生认为这不单是文风问题(先生的翻译迥异于当时译界晦涩佶屈的“欧化”之作),而是体现了译者是否真正读懂、读通了原文。

再次,先生认为最根本的要尊重历史,通过自己独立的思考,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评价,不要人云亦云、盲目跟风,也不宜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以《试说乌鲁依尼姆基那改革》为例,先生在对乌鲁依尼姆基那上台经过及其改革真相作了细致解析后,单列一章予以评价,认为乌鲁依尼姆基那既不是平民领袖,也不是祭司集团的代表人物,而是王权的代表;他的上台既不是平民起义,也不是议会选举,而是宫廷政变的结果;改革铭文B/C与其说是一份真正的改革纲领,不如说是一份政治宣传性质的文件,“从历史评价的角度来说,尽管这次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乌鲁依尼姆基那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改革家,还是应当有其一定的历史地位的”[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2):89-92]。事业有成败,但“不以成败论英雄”,先生的这一判断正体现了清醒的史学认识及其求真务实的史学追求。

二、著之道:助益教学 填补空白

l980年代后期,先生研究领域开始由俄国史、西亚史转向伊朗史。因教学需要,在伊朗史方面发表了一些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的著作,填补了国内伊朗史研究的空白。兹择其要者,例举如下:

一是《古代伊朗史料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该书从收集资料到翻译、出版,花费了l0年时间,得到许多专家的热心帮助。《选辑》有两个特点:一是全面。它既包括古代伊朗各个朝代的史料,也将国内各大图书馆有关外文资料基本搜罗入内。除此之外,译者又添加了中国古代正史和佛藏有关记载。其中很多是极其珍贵的资料,如安息时期社会经济资料“阿弗罗曼出土买地文书”、正史关于“不净人”的记载和佛藏关于安世高的记载等等。因此,《选辑》出版之后,被学者称为是研究伊朗古代史的基础之作。二是译文准确。《选辑》中有些资料以前国内已有迻译,先生采用多种文献互相校核,细心揣摩,从而纠正了旧译的某些错漏,使译文更加准确。

二是《伊朗古代历史与文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先生在编译了《古代伊朗史料选辑》和发表了数篇颇有影响的伊朗古代史论文之后,参加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多卷本《伊朗史》编写工作。《伊朗古代历史与文化》是我国第一部伊朗史专著。它全面介绍了伊朗由埃兰王国、阿黑门王朝、亚历山大帝国与塞琉古帝国、安息王朝到萨珊王朝的兴衰历史及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状况,材料丰富,新见迭出。其中比较重要的甄疑有:关于巴尔迪亚政变、安世高身世、古代伊朗的种姓制度问题等。

此前,国内除少数高校和科研机构购入《剑桥古代史》和《剑桥伊朗史》等著作之外,其他人难得见到一本称手的伊朗古代史著作。因此,此书出版后受到研究伊朗问题的学者的普遍关注,被学术界反复引用,受到学术界的欢迎。

三是《古代伊朗文化史》[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此书别具新意,在某些问题上更正了前书之不足,反映了古代伊朗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全书分伊朗文化的起源、阿契美尼德时期的文化、希腊化与安息时期的文化、萨珊时期的文化四章,取材集中,注重甄别,展开较充分,着力介绍古代伊朗文化发展的历史,通过梳理文化脉络,概括出伊朗文化具有开放性、兼容并包性两大特点。书中附有大量伊朗古代历史遗址、出土文物照片等,使读者能较为直观地了解古代伊朗文化。

四是参编《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该书是教育部研究生办公室推荐、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审定通过的研究生教学用书,系我国第一部通论性质的世界古代史专业研究生教材,编者均为国内长期从事该领域研究、教学的专家。先生撰写古代伊朗部分,侧重伊朗学科基本史料和伊朗学科史的介绍、评析,文字简明,持论公允,引经据典,颇有入门启发和向导之价值。

五是《伊朗现代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该书从1994年开始准备,历时十余载。全书共分4章,包括卡扎尔末期的伊朗、巴列维时期的伊朗(上、下)、伊斯兰共和国时期的伊朗,框架严谨合理,取材恰当,很有特点。全书从20世纪世界历史的角度,高屋建瓴,利用最新揭秘的档案等,穿越历史迷雾,揭橥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如立宪运动、伊朗危机、石油国有化运动、白色革命、伊朗伊斯兰革命、从第一共和国到1384年革命等)的成因、过程及其影响。本着记录史实、尊重历史的精神,先生对20世纪伊朗社会、经济、文化的成就和失误进行了认真的厘清,并深刻地挖掘了这些成就和失误的根源。该书正文后附伊朗知识小字典,相当于一本手册,对读者简要了解伊朗历史、宗教和文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李铁匠教授译著《地理学》出版发布会今年4月在上海举行

三、译之道:忠实原文 词达而已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作为一名大学世界史专业教师,先生认为注意收集外文资料,养成经常阅读外文著作的习惯,在阅读之余经常动手翻译一些国外重要刊物的论文或著作,对自己的工作和学科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不妨提一下李先生的《谈谈历史著作翻译——以〈波斯帝国史〉和〈伊朗历史〉的翻译为例》[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1(1):98-102],这是难得一见的关于翻译经的小论文,李先生从翻译的准备工作、翻译的基本原则与技巧乃至到一个词义的斟酌辨析、为专业术语做一点解释或注释,条分缕析,鞭辟入里,字里行间体现前辈学者的谦逊自励与对后学的殷殷瞩望。

作为历史著作的翻译,先生认为其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忠实于原文”。忠实于原文就是要做到原文是什么样子,译文就是什么样子。既不曲解原文,也不删改原文。历史著作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翻译工作能够做到“词达而已”就是圆满完成了翻译的任务,不必过分追求词藻的华丽。这个标准不是降低翻译的要求,而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这是因为由于外语词汇的多义性,中外语言的差异,一个好的译品能够与原作大致相等就很不错了。如果有人说某译品比原作还好,那它就不是翻译,而是假翻译之名行改写之实。在翻译过程中,如何根据上下文意思来确定每个词的意思,并且用恰当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是一个重要的基本功,需要熟练的技巧才能完成,更重要的还是要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来取得。

先生的译作大多因教学科研需要而起,坚持“三原则”,即找资料要宽,选资料要准,译资料要精。这里笔者推荐李先生的三部译著,以窥一斑。

一是李铁匠、顾国梅译《波斯帝国史》(60万字三联书店,2010),本书是美国已故著名东方学者A·T·奥姆斯特德教授的遗作。与其他古代伊朗学学者不同的是,奥姆斯特德不是站在波斯这个狭小的范围,而是站在整个古代近东历史发展全局的立场上,把古波斯帝国的历史视为整个古代两河流域与埃及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阶段。本书既有丰富的资料,又有科学的批判和怀疑精神,体现了西方史学界崇尚的“求真求实”的原则。在资料方面,本书共引用近四百位作者的著作、论文,引用各种资料一千五百余条。可以说,直到奥姆斯特德那个时代为止的,所有与古波斯帝国有关的,古今东西方作者的重要著作、论文、铭文资料、考古实物,几乎无一遗漏,充分体现了西方历史学家“让史料说话”的原则。

二是李铁匠译《古代波斯诸帝国》(15万字,商务印书馆,2015),作者米夏埃尔比尔冈。本书讲述了由不同的波斯民族建立的三个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帕提亚人的波斯帝国和萨珊人的波斯帝国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生活。书中展示了波斯人在建筑和艺术上的天分,也探讨了世界上第一个一神崇拜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的理念对后来发展起来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三个波斯帝国的历史,就是至今仍然影响着当代世界的那个民族的历史。

三是李铁匠译《地理学》(126万字,三联书店2014,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2015年,古希腊历史、地理巨匠斯特拉博心血之作《地理学》中文版正式发布。全书共17卷,直接和间接引用的50多位古典作家文献资料如今多已失传,同时,留下了古代世界各地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珍贵资料,中文译本共计126万字,体量巨大,国人一直以来难以通过中文窥其全貌,光整理出的《专有名词一览表》就有200多页,这也是使得这部巨作让翻译者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但这部书同时又是研究西亚史、伊朗史的重要文献,对中国史学研究者补全“丝绸之路”海陆两线的研究有重要贡献。根据我国史书的记载,由中国出发前往西域,陆路到巴克特里亚,海路到印度就结束了,再向前走就受到帕提亚和印度的阻挠,无法前进。而斯特拉博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位留下了有关中国西北地区(“赛里斯”)记载的古典作家,他的记载则明确提到印度洋季风,介绍了今天所说的陆上丝绸之路的中段和西段、海上丝绸之路的印度航路,将这些被阻断的商路连接起来,补全中国古代文献对中欧商贸通道的描述,完整还原“丝绸之路”的全貌。学界认为《地理学》对于今天正确地认识古代地理学的发展,研究中西交通史、特别是研究丝绸之路具有重要意义。该书的出版堪称国内古典学界的里程碑式事件。

先生常言译事非小事,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能糊弄读者、误人子弟,以免谬种流传。翻译工作是一件永无止境,永远不敢说如何完美的工作,要敢于啃硬骨头,善于“扫雷”,离不开深厚的学养和坚韧的苦功。

四、述之道: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

作为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先生始终保持谦虚谨慎、待人以诚的态度,兀兀穷年,孜孜以求。

先生初上讲台之时,教授意大利文艺复兴史。当读到马克思对但丁的评价时,先生就下决心要背靠旧时代,面向新时代,既注意吸收老先生们的长处,也不忘热心帮助后学,并认真借鉴后学的长处。先生在学术上得到了许多老前辈的帮助,与他们有良好的私谊与合作关系;对同辈学者,先生视如兄弟、知己,保持了良好的协作关系;对学界后起之秀,不论相识与否,即便远在千里之外,先生也乐于为他们的论文、译文提供指导、帮助。上过先生课的学子反映他的课重点突出,层次性强,很独特,极具启发性,对学生认真负责,是个很优秀的老师;大凡接触过先生的学人,总有“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之慨,对先生学者的风范和平实的为人,有口皆碑。他的论文、专著、教材、译著引用率颇高,他也成为世界古代史研究“绕不开的人物”之一,被一些当代学者尊为“未曾谋面的启蒙导师”,公认其学识渊博,雅量高致,道德可为人师表,文章可传诸后世之学者。笔者窃以为作为一名大学世界史专业教师,来自学生和同行的评价,这是先生比较在意和自得的。

除了教学科研,先生也非常重视普及历史知识,因为历史学的根本旨趣就在于启发民智,鉴往知来。在西方,利用科普读物的形式向国民进行文化教育是常见的方式。著名史学家克雷默就先后写过《文明的摇篮》和《历史始于苏美尔》,著名史学家奥本海默写过《死去的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的图景》,介绍古代西亚的灿烂文明。有鉴于此,先生应邀参加“失落的文明系列”丛书的编撰工作,先后出版《长河落日———巴比伦文明探秘》、《大漠风流———古波斯文明探秘》等书,以深入浅出、流畅通达的文字,图文并茂的形式,引领读者遨游于古代文明世界。这两种图书在大陆和台湾反复多次出版,印数逾10万册,不但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而且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分别被云南省和台湾出版主管机构评为优秀读物。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这是古之贤者颜渊对孔夫子的礼赞。在此,笔者更愿意援引美国著名亚述学学者、奥姆斯特德的高徒G.G.卡梅伦对乃师的评价,呈献给李先生:“他似乎拥有永远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他经常能够将历史上许多散乱的、蛛丝马迹似的资料,拼接成一个完美的整体。他以无与伦比的才能,把每个孤立的事实都放到相关的整个背景之中来看待,从而为这些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这是过去其他人从未取得的成就。在每一个阶段,不论是从他尚未出版的笔记和手稿之中,还是从他的探讨、批判和建议之中,我获得的教益难以用语言表达。在困惑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得到了鼓励。他给了我慷慨的援助,使我的工作变得极为愉快。”

治史者常有两个基本判断:历史是有趣的,历史在影响着当下的世界;历史永远在前行,历史学的研究也是无止境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的最后一章探讨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如修昔底德、圣奥古斯丁)的写作动机,认为是好奇心使他们写出了历史的不朽之作。好奇心指引下的历史探讨不仅仅是一种智力活动,也是一种情感体验。熟悉先生的人们读到这点自当会心一笑,年逾古稀、满头银发、自嘲Blacksmith的李先生永远是好奇的,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先生的史学航行仍将风顺帆扬,愈行愈远。(伍味报道 琪琪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