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蕊:国际化视野学者的养成
2020年12月09日16时13分    阅读:3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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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视野学者的养成

——高晓蕊博士访谈录

个人小传:高晓蕊,女,汉族,1979年12月生,河北唐山人,博士,副教授。2003年获得常州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学士学位,2010年获得东南大学材料物理与化学专业博士学位, 2016年由河北工程大学调入我校工作,于2018年9月-2020年3月,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赴新加坡国立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做访问学者18个月,目前为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专职教师,担任新能源173班的班主任。曾获2013年度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选、2016年度苏州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紧缺高层次人才引进资助。迄今主持完成国家级项目1项,省级项目1项,市厅级项目3项,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在Adv Funct Mater、Nano Energy、ACS Catal、J Mater Chem A、Appl Catal B、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Chem Commun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SCI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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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熟理工学院英文网站主页上刊有两篇文章的介绍:2019年,发表在国际材料科学领域著名期刊《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中科院SCI期刊分区一区,IF=15.621)上,关于层状三元(镍、钴、铝)氢氧化物电极在超级电容器方面的应用研究;2020年,发表在国际能源科学领域著名期刊《Nano Energy》(中科院SCI期刊分区一区,IF=16.602)上,关于高活性、碱性稳定和低成本的析氧反应(OER)催化剂的设计研究。其第一作者均为:高晓蕊。她的研究成果也上了圈内瞩目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先进能源情报网《先进能源科技动态监测快报》“前沿与装备”专栏。先进能源、纳米材料,都是当今国际学术界关注点,高晓蕊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正是纳米材料的构建及其在能量储存和转化中应用。SCI学术论文二十余篇的加持,工科博士、二孩母亲、两度留学,使得我们从高晓蕊身上探讨“国际化视野学者的养成”成为可能。

我们的访谈正是从两度留学开始的。

记者:高老师,您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志。随着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高校对国际化视野学术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迫切。近年来,我校多措并举,打造“国际化”师资队伍,注重师资队伍的职后建设,支持教师通过多种渠道赴境外研修。而据我了解,您在东南大学读博期间,就受“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资助,到英国牛津大学化学系做联合培养博士生12个月。请您谈谈当年的具体情况。

高晓蕊:看来您看过我的简历。2007年国家开始实施公派留学研究生项目,主要资助在读的硕士或博士生出国进修,选派到国外一流的院校、专业,师从一流的导师留学交流,实现国内外的联合培养,提高学生的科研水平。于是2008年我便申请了这个项目,竞争是很激烈的,因为名额有限。很幸运,通过了国外导师、学校以及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审核,顺利地拿到了牛津大学的通行证。因为是第一次出国,除了学知识外,主要是想走出国门,看看外面的世界,开阔一下眼界。在英国的一年时间里,除了周一到周五工作以外,其余时间就去旅游、交朋友,所以,英国的大部分城市都逛遍了,而且还去了荷兰、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的一些著名城市。这次的出国进修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还让我了解了欧洲文化,可以说不虚此行。

记者:常言道:“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人”。可能当时也没您现在说的这么轻松,至少英语口语关、实验关、学业关总得过。2008年到2018年,十年之后,第二次出国进修,想必有不同感受吧?

高晓蕊:是的。两次出国经历都是科研上的进修,但至少目的性不一样。第一次的英国进修是以学生身份出去的,并没有太大的学习压力或任务,而第二次新加坡的出国进修就有所不同了,这次是以老师身份出去的,需要得到学校和家庭的支持,做出这样的决定是需要前思后量的。距上次出国10年之后再出国,是因为在2018年,我已经有两年没有做科研了,这期间相继发生了工作调动、生育等问题,已经没有太多精力去做科研了,对当下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不了解,正是基于自身的科研需求,有明确的目标,我选择了第二次出国进修。在这次的新加坡进修中,没有太多的游山玩水,而是一心一意做科研,如没有特殊情况,周一到周日七天都会去实验室做实验,有时,也会做到晚上十一二点钟才回家。18个月的学习,让我学到了很多,积累了很多学习经验,交到了很多科研朋友,也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了几篇自己满意的学术论文,可以说收获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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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实验室

记者: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强劲发展,但毋庸讳言,对标国际一流高校,科研环境尚有不小差距。譬如说您的工作场所就是实验室,对实验室的工作环境应有很大的感触。能否具体介绍一下您的切身体验?

高晓蕊:在出国进修期间,我真切看到了国外著名大学与我们国家的一些不同。例如,牛津大学化学实验室,是全世界一流的实验室,安全性很高,设计也很合理。温家宝前总理曾经参观过该实验室,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该实验室2004年建好并开始使用,共5层,地下两层,地上三层,环形设计,有办公区域,实验区域,大型仪器区域,也有餐厅、茶吧等,划分得一清二楚。办公室旁边就是实验室,全部用玻璃窗户隔开,坐在座位上就可以看到做的实验,一旦发现异常,可以及时处置,很是方便。里面有警报装置,实验过程中,一旦发生液体燃烧现象,上方就会掉下来干冰,立即扑灭火,警报也会响起,大家会很自觉地从紧急出口疏散。而且,实验室的走廊都会配备淋浴装置,一旦有液体溅到眼睛里或身上,可以立即冲洗。

新加坡的实验室也是如此,各种安全设备准备齐全,而且每个季度都要进行安全检查,向学生提问关于实验室的安全问题。每一个学生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必须要进行安全培训,包括线上和线下学习两种方式,全部通过考试之后,方可进入实验室做实验。而且,每一个实验流程都要记录在案,实验中用到的试剂、仪器、实验的风险等级、事故的处理方法等都要描述清楚。另外,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名牌,在实验过程当中,把名牌放在仪器、设备旁边,别人见了,就明白了是这个人在做实验。例如,化学合成的实验经常会用化学试剂,有些试剂有一定的腐蚀性,如强酸强碱,这时,需要特别标注这个试剂的名称、反应的时间等信息,避免旁人触碰到而引发危险。另外,高温煅烧也是材料合成过程中常见的手段,也是危险系数比较高的,尤其在使用氢气等易燃的气体时,需要特别小心,因此,记录本是必备的东西,一定要把实验者的名字、煅烧的物质名称、温度以及使用的气氛写清楚,方便出现事故时排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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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之行

记者:“安全无小事,平安靠大家”,每一个科研工作者都应该有这种安全意识。那么,国外大学的人文环境有没有给您带来困扰?您是选择“抽离”还是“融入”?

高晓蕊:既然出去,就要融入。新加坡大部分是华人,官方语言是英语,因此,在新加坡生活,语言不是问题。有好多中国人选择新加坡留学,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新加坡是个多元化的国家,由多个民族的公民组成,文化各异。中国人到哪里都是最用功的,在新加坡也不例外。实验室在周末也是开放的,人员可以随意进出,这样也给中国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可以看见周末在实验室工作的大部分是华人或中国留学生。而英国人的工作方式跟中国人很不一样,生活节奏很慢,节假日几乎看不到学生的身影,到晚上六七点钟,实验室就已经没人了,周末也几乎看不到人。我在英国的那段时间有很多业余时间,所以,经常参加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组织的活动,包括讲座、晚会、旅游等,结识了很多科研工作者,现在仍然保持联系。

记者:看来您是按照实验室的习惯,改变着自己的作息规律。有人说,目前国内科研障碍不在硬件设备而在人文环境,前阵子,教育部还专门为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出台《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作为高校教师,在科研道路上,一定会有对您产生影响的人和事,有没有您印象深刻、需要致敬和感谢的? 请谈谈他们的故事。

高晓蕊:回顾以往,有太多令我感动、感恩的人和事。我就说说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三位导师吧。第一位是我的国内博士导师,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雷立旭教授,是我的科研启蒙老师。雷老师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做了两年的博士后,我是雷老师招的第二届硕士生,上面没有太多师兄、师姐帮扶,组也不是太大,因此,科研的事情主要靠自己。雷老师很注重个人能力的培养,起初只给了我一个大概的课题范围,具体的课题内容、方案都要自己去想、去摸索。说实话,当时真是一头雾水,压力山大。后来,通过大量地阅读文献、书籍,才有了一点思路,并时常跟雷老师讨论。雷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行不行,实验来检验,大胆去尝试”。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现在做实验,就是这样的,多做实验,多尝试几次,肯定会找到规律,如果只是空想,未必想的就是对的,往往当时想的跟最后实验得到的结果不一致。有些重要的现象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现的。

我的第二位科研导师是Dermot O’Hare教授,就职于英国牛津大学化学系。Dermot O’Hare教授给我的最深印象是对待科研很严谨,对实验数据的准确性要求极高,时常就一个问题讨论几个小时。修改文章也是一样,每一个标点符号、分子式的上下标等很小的错误也会很认真地修改。而生活上他又是个很随性的人,经常在下午4点钟,与课题组成员一起喝咖啡、聊聊天,无拘无束。这就是典型的英国人的做事方式,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分得很开。另外,牛津大学的师生关系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刚到牛津大学见到Dermot O’Hare教授时,我称他为“O’Hare教授”,他马上回答我,“叫我Dermot好了”,在牛津大学,没有教授,没有老师,大家都直呼其名。这种亲切友好,十分有利于课堂氛围的形成。另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在结束英国进修之前,需要导师出具一份评价信,对我在其课题组的表现做出一个评价,我原以为,他会让我事先拟好,然后他来签字即可,让我没想到的是,他自己早就准备好一份,正规装在一个信封里,并用红蜡密封了起来,很是严谨和负责。

我的第三任科研导师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John Wang教授,他是个特别干练、认真、高效率的人。他是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系主任,工作时间基本上是这样分配的,70%在系里的事务上,30%在科研上。虽然很忙,但对我们的课题很关心,当我们在课题上遇到什么问题时,他都会及时地通过邮件回复我们消息或当面讨论,他的邮箱是跟手机绑定在一起的,邮箱收到邮件之后,手机立即就会有消息进来,并及时地回复邮件。另外,在修改我们文章的时候,最多两天就可以帮我们修改好。就算节假日他也不休息,周六上午是一周一次的组会例会,大家汇报课题进展,课题组内部进行讨论。除非,他出差,时间上调不过来,组会才会停开,或者,他也会通过Skype视频软件开组会。其实,组会是大家交流的很重要的途径之一,每个人做的课题各不相同,参加组会可以开阔视野,了解更多研究方向,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组会上交流,同时,对英语口语和听力的提高有很大帮助。John Wang教授为人热情和善,对人才也是特别珍惜。本来,按照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规定,访问学者最多12个月的留学期限,但由于当时课题取得了重大进展,自己也想再继续深造,因此,我向John Wang教授提出再延期6个月的想法,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而且也愿意提供资金的支持。John Wang教授还鼓励我们多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并提供会议期间所有的费用。2019年,我参加了新加坡举办的“石墨烯和二维材料”的国际会议,并做了口头报告。同年,在湖南长沙举办的第20次电化学会议,也做了口头报告;同时,也参加了一些与材料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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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之行

记者:“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真替您高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对国际化人才的需要日益增多,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专业人才已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对此您怎么看?

高晓蕊: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师资队伍,否则难以胜任课程体系的培养任务,尤其是双语课程的教学。科研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但国际化的学术环境和氛围确会让这一过程更具确定性。我们应该跟世界接轨,除了引进一些国外知名大学的教授做为客座教授之外,还要送出去一批科研水平较高、具有博士学位的中青年教师赴国外知名大学进修学习,作为科研的骨干,回校后,把国外的一些先进技术带回来,并带领大家一起做科研。实际上,科研需要团队合作,单靠一人想要做出高水平、高质量的工作是比较难的。这种合作可以是校外合作,也可以是校内合作。校外合作可以是与国外研修期间结识的导师或其他院校的老师合作,这种合作固然好,但操作上比较麻烦,而且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校内合作是一种很好的途径,要实现这种合作,老师们平常的学术交流必不可少 。

记者:关于留学生,有两个传奇:一位是胡适,1927年3月,37岁的胡适向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补交了博士论文,得到第一顶哲学博士帽,其后数十年间获得国外大学授予的35个名誉法学、文学等博士学位。一位是国学大师陈寅恪,12岁就出国留学,在国外近20年,先后辗转于日、英、德、法等国的十多所名牌大学,他虽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被公认为是留学生中最杰出的“读书种子”,可没戴过一顶博士帽,甚至未得一纸文凭, 他说“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我还听说,前几年有位高校教师因学校升职要求留学一年,后因该校政策变更为半年即可,那人半年到期便打道回府。而第二次出国留学您是延期了半年。我想问的是:您对有志于出国进修的教师有何建议?

高晓蕊:与其说建议,不如说我有些感悟想跟大家分享:首先,如果科研遇到瓶颈或迷茫的时候,不妨走出去看看,到国外或国内的一些高水平大学进修,或许走出去,你才打开视野,豁然开朗,更多地学习到国外一些先进的科研理念以及科研方法,反正不能一直浑浑噩噩做“井底之蛙”。其次要明确自己的初衷,出国是为了什么,在与身边的一些访问学者接触中发现,大家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些是为了留学经历,有些是为了子女(子女到国外上学),也有些是真正地为学而来,目的不一样,动力就不一样。对那些只是想要留学经历的访问学者,刚开始很新鲜,到处走走看看,等过了一两个月之后,会发现在国外真的是度日如年,一年的时间也不短,如果每天只是晃晃,会觉得很无聊,而且一般访问学者都已有家庭,放弃家庭的责任,到异地求学,如果不好好珍惜机会,还不如不要去。另外,国外进修不仅仅是学知识,也是拓展人脉的机会,在国外著名大学学习的博士、博士后以及访问学者,他们的学术水平和能力都很高,如果能跟他们保持良性沟通交往,倾听他们的质疑与建议,日后对自己的科研有很大帮助。我的两次出国经历让我积攒了不少的人脉,目前还有合作的对象。

记者:选择高校栖身,就要对“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抱有警省。我想,中国科研工作者绝不差,重要的是学术自觉,无论身处何地,胸怀全球视域。让我们换个轻松的话题:您刚才提到 “工作归工作,生活是生活”,我想请您谈谈日常的爱好。

高晓蕊:我平时的爱好就是旅游和做饭,留学期间,除了英国国内的一些著名景点,像英国的牛津、剑桥、伦敦、巴斯、苏格兰的爱丁堡等城市外,也到荷兰阿姆斯特丹、比利时布鲁塞尔、法国巴黎、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包括罗马、威尼斯、米兰旅游过,领略了欧洲的风土人情,开阔了视野。旅游可以使人放松,心情愉悦。随着年岁渐长,旅游点也逐渐从繁华的大都市转移到了幽静的小镇、村庄,可能还是跟压力大有关系,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于工作和家庭,旅游的目的更多时候是想静下心来,放缓脚步,全身放松,享受家庭与大自然的美好。

另一个爱好就是做饭,不是做什么大餐,只是家常菜而已,我喜欢用常见的食材,改良工艺,制作出不一样味道的菜。平时喜欢看北京卫视的“暖暖的味道”、河北卫视的“家政女皇”、贵州卫视的“詹姆斯厨房”,其中“詹姆斯厨房”有点西式的做法,像意大利面,就有很多种做法,我平时也会在超市买点意大利面条,配上自己喜欢吃的菜,再放些意大利酱,做出不同口味的意大利面,例如海鲜意大利面、鸡肉蒜香意大利面、红油番茄意大利面等。“家政女皇”的节目断断续续看了十几年了,里面内容很丰富,有做饭、生活小常识,也有中医相关知识等,很贴近生活。我经常会把菜谱记下来,然后第二天照着上面的做法做一遍。

记者:哎,我怎么脑海中幻现出您在实验室的画面?

高晓蕊:哦,真的。其实,做饭跟做实验是一样的。做材料合成时,首先我们先确定合成的物质,然后设计实验方案,再选材,逐步实施。做饭也是一样,先确定做的饭是什么,然后想好工艺,怎么做,是红烧、清炖还是水煮?确定好之后,开始选食材,接着就是开始做了。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各种食材的比例、调料的加入量、烹调的时间、温度等因素都对菜的品质产生影响,这也与做科研是相一致的。因此,我认为:做饭做得好的人科研一定做得不错。

记者:这真是一个认真、细致而有趣的判断。谢谢您带来这么真诚、令人愉快而深思的访谈。

采访后记:

正如读者感觉到的,本期访谈的题目有点大,但这是目前较为急迫的话题。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志。从国家层面而言,中国将继续加强教育和科技国际交流合作;从学校层面来说,“国际化”是我校“十四五”规划的热词、关键词。在此,请允许笔者补充两点说明。

1、关于国际化:近年来,我校坚持应用型办学定位,将国际化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一大路径,贯穿于产教融合、创新创业的人才培养全过程。我校明确融入新工科理念的应用型品牌专业建设思路,制订了“应用定位,品牌创建,提质增效,内涵发展”的国际化发展战略,采取多样化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着力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可持续学习能力、国际化视野的“CSLG”特色国际化应用型人才。我校注重师资队伍的职后建设,支持教师通过多种渠道赴境外研修。在国家留学基金、省政府留学奖学金、教育厅境外研修、校际交流合作项目等支持下,自2006年至今,我校已有200余名教师赴十多个国家或地区进行深造和学习,通过跨文化的国际交流提高外语交流能力,拓展科学视野,丰富知识储备,为培养各专业人才提供了坚实保障。这些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中发挥出色,已成为我校快速发展的中坚力量,并相继在国际知名刊物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1700余篇,提升了我校的国际影响力,有力助推我校高质量发展。

作为国际化视野学者养成的样本,高晓蕊博士当然是优秀代表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师范学院管勇、外国语学院曹晓娇、纺织服装与设计学院张技术、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顾志良、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王晓喃、电子信息工程学院任杰、数学与统计学院季春燕、材料工程学院罗铭、机械工程学院徐本连,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丑永新、商学院曹旭平、汽车工程学院李铭迪等,都有着属于自己、也属于常熟理工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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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湖南长沙橘子洲拍摄的幸福一家

2、关于采访后续:家人的支持是科研工作者的坚强后盾和力量来源。面对面访谈后,我向晓蕊索要了一些日常照片,并联络上了她的丈夫、昔日大学同窗宋小军(中共党员,任职于富士胶片电子材料(苏州)有限公司),请教他眼中的晓蕊形象。他的答复令我惊喜,全文如下:

“爱人参加的国家公派资助的一年的新加坡访学,以及半年的延期,均得到了学校领导和同事的大力支持,一年半的历练和潜心专研收获颇多,提升和改变是毋庸置疑的。

科研的道路总是充满荆棘,女性科研工作者更要面临诸多挑战。好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良好的科研政策,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氛围让个人追求得以实现。自打爱人从事科研工作开始,就一直保持着对待科研工作的坚持、专注和热爱。秉持初心,这份坚持、专注和热爱则再次成为促成本次访学的动力源泉。出国访学即意味着需要取舍,暂时离开学校、离开她的教学岗位、离开她心爱的学生、离开家人,尤其还是两个小小孩的母亲。从有访学想法,到开始计划,家庭讨论,再到实施,均体现了一个女性科研工作者进一步走向成熟的过程,看待问题、处理问题更有主见,更具理性,这也为在国际化环境中出成果奠定了基础。

一帆风顺,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是通常都是一种奢望,基础科研领域更是如此。相较十年前的牛津大学之行,本次爱人的访学更具目的性和计划性,抵达新加坡之后能够迅速切换成科研工作者的角色,以及在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内,高度自律、积极、勤奋的工作状态,让我刮目相看,半年的延期也充分说明了John Wang教授对爱人工作的认可和肯定。日常视频通话时,总能流露出所在科研团队的求实、严谨、开放、团结、合作的优秀品质和态度。国际化的环境中,她作为课题组的一员,既独立自主又包容并蓄,工作中积极对待各类建议和质疑,并转化成一个又一个研究的方向,大多开了花结了果,实属难能可贵。

尽管访学已经结束,但访学过程中汲取的优秀品质,我相信必将会在日后的科研工作中指引她继续前行。”

宋小军写得真棒,回答了我残留的疑惑,字里行间能感受到他的自豪与付出、率真与细腻、理性与责任,暖暖的爱意、宽广的胸怀,还有学术的眼光、奋进的姿态,难怪那张全家福照那么美,一家子笑意盈盈,努力奔跑。

让我们祝福天底下所有辛勤劳动、真诚生活、行稳致远的同路人。


(伍味/供稿 潘启勇/审核 不言/编辑)